一
新的经济年度正在来临。每一个有思想的工人，特别是每一个党员工人，都感到需要作出某种总结，需要指出一个远景，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发展的全貌，这是十分自然的。请读一读许多工人的来信和在许多集会上递交的条子，请听一听许多普通无产者的发言。文化上和政治上有了多么巨大的提高!群众脑子里所想的问题和任务的水平多么高!对这些事情“寻根问底”的需要是多么迫切!老掉牙的，死板的空话多么令人不满!这些空谈简单得象一块木头，而且千篇一律，就象一粒豌豆与另一粒豌豆相似一样。必须承认，在这里对群众要求的和向他们提供的“精神食粮”(我们常常提供冰凉的或者马马虎虎热一热的食粮)之间的“剪刀差”，大部分要归咎于我们，特别是归咎于我们的报刊。难道那些经常在人们脑海中盘旋的迫切的和“敏感的”问题，在我们这里得到了足够活跃的反响吗？难道我们对所出现的各种疑问作了充分的解释吗？难道关于我国经济的状况作了令人满意的严肃认真的报道吗？难道我们向群众，首先是向工人群众充分地提出过我国经济的极其复杂的问题吗？没有，根本没有，我们这里存在着巨大的漏洞，我们必须在填补这些漏洞以后，才有权利谈论认真努力吸引群众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
当然，这不仅在于宣传。为了从我们的过去吸取各种教训，为了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我们也应当得出以下的结论：我们本身对改造时期条件下所出现的全部新事物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这正是我们“行动缓慢”的原因：我们只是在沙赫特事件以后才提出了我们的专家问题；我们实际上只是在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和与此相联的震荡等等以后，才注意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问题，一句话，我们的行动多么象真正的俄罗斯谚语：“天空不打雷，庄稼汉就不祈祷。”
当我们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开始用最勇敢、最坚决的方式来重新部署我们的全部队伍。这样大规模重新部署各种力量，加上大力宣传象“学会做生意!”之类的口号，曾是我们取得经济成就的前提。
当然，向改造时期过渡，并不是象在1921年那样，意味着经济政策的根本转变。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过渡仍然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比方说，修桥和造桥之间就有很大的区别。后者既要求精通高等数学，又要求通晓材料力学和各种其他知识。现在，整个经济领域的情况也是这样。改造时期提出了一系列极复杂的技术任务(设计新工厂，新技术，新工业部门等)，提出了一系列极复杂的组织－经济的任务(组织企业劳动的新制度，工业的标准、分区，整个经济机构的形式等等问题)，提出了整个经济领导方面的一系列极端困难的任务(各种基本经济成分在新条件下的结合，社会主义积累问题，在阶级斗争新条件下与阶级斗争问题联系着的经济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一系列有关人员机构的问题(一方面是吸引群众参加实现合理化的过程，另一方面是熟练干部的问题)。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德国和美国)所取得的巨大技术成就和世界生产的增长，使我们的国内问题变得特别尖锐。但是，我们还没有完成重新部署我国各种力量这一必要的工作，更确切地说，我们还没有按照事物客观发展所要求的规模、速度和毅力来完成这项工作。
上一经济年度对我国经济在整整三年改造时期的发展情况作了总结。国家已经大大向前跃进了。我国的流亡者布鲁兹库斯、札哥尔斯基和形形色色的外国科学“明星”，从里加出版的大量“新闻”收集了许多耸人听闻的消息，自命不凡和煞费苦心地力图证实张伯伦之流在他们的失眠之夜所想象的“苏联经济破产”、“共产主义破产”、“布尔什维主义破产”和诸如此类的“破产”这个题目，读到他们这些博学多才的论调，简直令人发笑。但是对于每一个不抱成见的观察家来说，只要他具有最起码的客观判断力，都会了解，不管人们如何歪曲事实，苏联最重要的经济部门正在突飞猛进地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曲折路线本身尽管表面上好象是突发的特殊的经济“危机”，但决不是白卫分子心中所渴望的“布尔什维主义制度的破产”的先兆。
最近几年，我们在许多生产部门，首先是工业生产部门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我国的石油工业已在巴库地区牢固地扎下了根，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技术革命，几乎按美国的水平更新了设备；我国的机器制造业，国家进一步变革和工业改造的主要杠杆，已有长足进步；农业机械工业的发展达到了战前水平的3倍；电气工业这个崭新的工业部门得到了蓬勃发展；我国的化学工业也奠定了基础，我国第一次能够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电气化和发电厂的建设正在占领更多的新阵地；经济技术革命正把自己的触须伸入乡村：它正在大力支持和发展农民的合作组织，它已经把30000台拖拉机送到了我国的田野和草原，在我国的最落后的真正荒凉的地区，作为技术改造队的拖拉机队已经不是稀客；拖拉机犁第一次耕翻了萨利斯克的、乌克兰的、哥萨克居住区的和伏尔加河沿岸的草原地带的荒地，荒草最后一次唱起自己的挽歌。
让我们来看一些枯燥的数字，它以严格的语言说明了我国正在继续进行的这种革命。
苏联国民经济中的全部国营成分和合作社成分的固定资本，以1925－1926年的价格计算，在3年内(1925－1926年度到1927－1928年度)增加了40亿卢布(增加14%以上)。
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的固定资本，按上述价格计算，在这3年内已经从63亿卢布增加到88亿卢布，即增加了25亿卢布(增加39－40%)，而且，去年的增长速度就达到了15%的巨额数字。
这些材料说明了实际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情况。如果看一看投资总额，也就是说，把补偿用掉部分的“资本”算在内，我们就可得出下列数字：
全部公有成分：这里的每年投资额从20亿卢布增加到34亿卢布(按上述价格计算)。
国营工业和合作社工业：在这里，相应的数字1925－1926年为89000万卢布，1927－1928年则为15亿到16亿卢布。
值得注意的还有新的工业建设也在不断增长。用于这种建设的资金在分配给工业的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正在不断增大：它在1925－1926年占12%，在1926－1927年占21%，在1927－1928 年占23%。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在工业成分中的比重增长得特别快，等等。这里的特点是：根据最近调查，农民的收入几乎有一半来自工业的(手工业、建筑业、木材加工等等)收入［1］。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国家工业化的进程是多么迅速，同时国家整个经济的社会化(公有化)进程是多么鲜明。排挤私人经济成分的数字是人所共知的。全国的商品贸易额，特别是城乡贸易额，正在增长。商品运输量扩大了。预算增加了。工人阶级的人数在逐年增多，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如此等等，等等。
但是，在我国经济的增长和社会主义的肯定无疑的增长的同时，产生了独特的“危机”，尽管我国的发展规律性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性截然不同，这种危机却似乎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再现”，当然，它是歪曲地反映出来的。在这里和那里，都出现了生产和需求的比例失调，但是在我们这里，这种失调是“颠倒的”(那里是生产过剩，这里是商品荒；那里是群众的求大大低于供，这里是求过于供)；这里和那里都投入巨额“资本”，但这种投资与特有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与“困难”(在我国)联结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我国也是“颠倒的”(那里是积累过多，这里是资本缺乏)；这里和那里都存在着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比例失调，但在我国典型例子是金属荒。在我国，在工人就业不断增加的同时，还存在着失业现象。甚至“农业危机”在我国也表现出一种“颠倒的”景象(粮食供应不足)。一句话，特别是去年，向我们提出了我国的“危机”问题，即出现在由落后的，就居民成分而言是小资产阶级的，处在敌人包围之中的这样一个国家的过渡经济的最初时期的危机问题。
大家知道，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他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普遍无计划性(“无政府状态”)，根据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之间包括生产和消费之间不能保持正确的比例，或换句话说，他是根据资本主义不能使生产的各种要素“保持平衡”而得出这种危机的结论的。这当然不是说，马克思回避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群众的消费、它的消费水平和劳动力本身的价值也包含了阶级斗争的因素。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生产增长和分配关系之间发展着的矛盾的整个机体中，就已经包含着这种穿上经济范畴外衣的阶级斗争。
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教授企图把阶级和阶级斗争同经济关系分开，他在自己的“社会分配理论”中仅仅强调“阶级斗争”的因素，抛掉它的经济定义，而他在自己的危机理论中则排除群众消费的因素，从而也就完全排除了阶级斗争的因素。然而，唯一正确的理论正是马克思的理论，而不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资产阶级理论。因此，我们可以并且也应当用马克思的方法论，而不是用表面上也似乎“建立”在“阶级”原则上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社会分配理论”，来考察我国的“危机”问题。另一方面，例如责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2卷的再生产图式忽视了阶级问题，那是可笑的：谁要是这样看，他就是既不懂得阶级斗争理论，也不懂得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
在过渡时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仍然存在着阶级，有时阶级斗争甚至会尖锐化。但是，过渡时期的社会同时是某种统一体，虽然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因此，人们对于这个社会也能够(当问题已经是关于这个社会的时候，更有“权利”)参照《资本论》第2卷来规定再生产的图式，即规定使生产和消费的各个领域以及生产的各个领域互相正确协调一致的条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确定动的经济平衡的条件。制定国民经济计划的任务实际上就在于此，这一计划愈来愈近似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表；这样一个自觉地提出的计划既是一种预测，又是一种指示。
现在，我们来谈下一个问题：如果我国“危机”似乎具有“颠倒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性质，如果群众的实际需求超过生产，那么“商品荒”是不是我国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们是否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另一种关系而注定要经受颠倒的基础上的周期性或非周期性“危机”？这些“危机性的”困难是不是我国发展的铁的规律？
在我国的经济学著作中碰到的对问题的这种提法，其出发点就包含着一定的错误。这里混淆了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种是不断发展的生产力落后于(在每一个特定时刻)更为迅速增长的需要(落后于广义上的“需求”)；另一种是特别尖锐的“危机”形式即商品荒的形式(这里问题在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第一种现象只是表明一个事实：社会确实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需要的增长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生产成为手段，等等。破坏再生产过程的危机性质的因素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只在经济平衡的各种条件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才能存在，也就是在再生产的各种因素(包括消费因素在内)不能正确协调的时候产生的。这种和资本主义相比是歪曲的“危机”性质，是由群众需要和生产之间确实崭新的关系所决定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一种发展着的对抗(恰恰相反，生产不断追赶作为整个发展基本动力而走在前面的群众消费)，因此，这里没有“危机规律”的基础，不可避免的危机规律的基础。但是，这里也可能出现危机，它是由相对的无政府状态即由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产生的。
过渡时期经济的相对无计划性——或相对计划性——是建立在小经济和市场联系的形式，也就是说，存在着大量无政府状态的成分的基础上的。因此，这种计划本身具有一种特殊性质：它远不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比较“完备的”计划。这种计划有许多对自发的合量的预测的成分(例如，对粮食产量、商品粮食额、全部农民生产的产品的商品量以及价格等等的计算)，这种合量是这种或那种指令的出发点。正因为如此，我们不可能有“理想的”计划。正因为如此，这里可能出现某种程度错误。但是，一个能够得到解释的错误，甚至不可避免的错误，仍然是个错误。这是第一。第二，基本比例的严重破坏(例如我国谷物经济的情况就是如此。下面要说到这一点)和与此相应的错误计算决不是不可避免的。第三，如果说任何好的计划都不是万能的，那么坏的“计划”和所有坏的经济调度则会把好事也都办糟。
我们过去在同托洛茨基分子进行争论时(见《论托洛茨基主义问题》文集)曾经证明过：不能过高估计计划经济的因素，也不应当忽视大量的自发性成分；我们当时就应当领会这条真理：“自在”的，即与农民市场无关的各工业部门之间的比例的概念是一种荒谬的概念，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计划的力量是相对的，它的结构是特殊的。我们在同叶·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进行争论(见《论过渡时期的规律性问题》)时曾清楚地说明：在分析过渡时期的经济规律性时不应当撇开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政策，因为这里很大一部分经济是国营经济(和与它相联系的合作社经济)，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是国家组织，等等。因此，尽管我们计划工作具有相对性，其作用确实是巨大的；经济领导如果犯了破坏国家的基本经济比例的严重错误，就会引起对无产阶级极为不利的各个阶级的重新组合。破坏必要的经济比例，其另一面就是破坏国内的政治平衡。
从“商品荒”不是过渡经济的绝对发展规律，从基本经济比例的“危机性的”破坏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为了使社会再生产和社会主义不断增长尽可能有利地(尽可能没有危机地)进行，从而达到对无产阶级尽可能有利的国内阶级的力量对比，必须力求把国民经济各种基本成分尽可能正确地结合起来(它们必须“保持平衡”，安排得恰到好处，积极影响经济生活和阶级斗争的进程)。
任何抛弃这项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任务的行为都是向小资产阶级自发性投降，是“马马虎虎就过去了”这种反映小资产阶级动摇性的有名的历史口号的体现。本来论证这种公理是可笑的和多余的。但是，我国官僚主义机构的保守主义和习惯势力竟如此严重，以致人们必须“论证”它，因为在这种机关里，这样一种奇怪的思想还完全占着统治地位：既然反正会有困难，那就睡大觉去吧!
二
改造时期要求经济领导仔细考虑现行政策的问题。在这里，首先又提出了城乡关系这个“讨厌的”老问题，而似乎能包治百病的旧“药方”也重新提出来了：托洛茨基主义的腹语术者，这些揠苗助“长”者，还有为“加紧进攻富农”而痛哭流涕的殷实农民的小资产阶级骑士们，他们这些人都由于粮食收购困难而忙乱起来，他们活跃起来，开始重新炮制他们的灵丹妙药，并且提出了(提过多少次啊!)种种希望、要求、警告和威胁。我们现在也要再一次从批判地检查我们的路线的角度来考察“这个问题中的问题”。
我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和无产阶级专政世界之间划了一条历史分界线，但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历史经验对我们是有益的。甚至从我们感兴趣的问题的角度，利用这些经验对我们也是有益的，何况我们记得马克思的一句话：城乡关系的不同类型是区分整个历史时代的标志。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这些关系不难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最落后的半农奴制农业，农民赤贫如洗，实行充饥租佃，庄稼汉遭受残酷剥削，国内市场的容量极小(例如革命前的俄国)。
第二种类型：农奴制的残余很少，农奴主－地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资本家，农民比较富裕，农民市场的容量较大，等等。
第三种类型是“美国”类型：几乎完全没有封建关系，土地“自由”，在发展的开始阶段不存在绝对地租，存在富裕的农场主，工业有很大的国内市场。
我们看到了什么？不难看出，工业发展的力量和规模、生产力提高的力量和规模正是在美国达到了顶峰。
托洛茨基分子提出了最大限度地抽取的问题(抽取“技术许可”抽取的一切；要比沙皇制度拿得更多，等等)，他们想在上述历史系列中用苏联“代替”旧俄国，而应当做的本是用苏联“代替”美国。因为如果美国能在资本主义范围内最迅速地发展农业和全部生产力，那么我们就必定能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在反对一切资本主义成分的决定性斗争的基础上，在同起决定作用的农民群众结成紧密的联盟的条件下更快地前进。
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家天真地认为，每年最大限度地把资金从农业抽调到工业能保证整个工业的最大发展速度。但是，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只有工业在农业迅速增长的基础上达到高涨这样的结合下，我们才能长期地保持最大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业的发展才会打破纪录。然而，这要以农业能够有迅速的真正积累为前提，因而远不是以一种托洛茨基主义的政策为前提。过渡时期开辟了一个城乡关系的新时代，这一新时代将结束农村一贯的落后状态，结束“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为消灭城乡对立这一方针奠定基础，使工业本身“面向农村”，使农业实现工业化，从而使之由历史的后台转到经济历史的前台。可见，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
另一方面，小资产阶级的骑士们要“保护”农业免除用于工业的一切扣款，他们的立场实质上是要永远保持小经济和它的可怜的技术，永远保持它的家庭结构及其低下的文化水平。这些“小业主”思想家保守透顶，他们把小农场看做技术、农艺和经济的主要东西，在以实行革命改造和集体主义为标志的时代，保护守旧习气和个人主义；实际上，他们是在为真正的富农分子开辟道路。如果说托洛茨基分子不懂得工业的发展要依靠农业的发展，那么这些小资产阶级保守主义的思想家则不懂得农业的发展要依靠工业的发展，这就是说，如果没有拖拉机，没有化学肥料，没有电气化，农业就注定要陷于停滞状态。他们不懂得，正是工业是迅速改造农业的杠杆，没有工业的领导，就不可能消灭农村的落后、野蛮和贫困。
我们必须从克服这两种“社会思想”的必要性出发，现在就解决目前时期我们苏联工业和农业关系中存在的具体问题。这些引人注目的基本事实是：在城乡周转普遍增长的同时，存在着商品荒，这就是说，农村的需求不能(严重地不能)得到满足，因而似乎工业落后于农业；另一方面，存在着粮食困难，与需要相比粮食供应不足，这就是说，似乎农业处于落后状态；工业生产巨大增长，基建投资大量增加，同时商品极为缺乏。我国经济生活中所有这些“反常现象”必须得到解决。我们政策的基本准则也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托洛茨基有时从不断吵嚷中得到片刻休息的时候，他就企图在他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声明(《七月全会和右倾危险》)——一个闻所未闻的诽谤性的、大吹大擂的文件——中到处提出论证。他的论证的最重要论点如下：
1.“农业落后是一切困难的根源，这自然是无可争辩的”；
2.“目前的农业就其类型来说，即使与我国极落后的工业相比，也是处在严重落后的状态”；
3.“尽管与农业相比我国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高得不可比拟，但是，它不仅没有增长到起领导作用和改造作用，即对农村起到真正的社会主义作用的程度，而且甚至不能满足当前商品市场的需要，因而也就妨碍了农业的发展”；
4.“只有通过工业才能向上提高农业(好象还能向下提高农业似的!——尼·布·)。其他的杠杆是没有的……把农村在历史上总是落后于城市和城市不能满足今日农村的市场需要这两个问题混在一起，就是取消城市对农村的领导权。”
从这些见解也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党从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来执行着右倾政策，即工业化实行不够，因而也是损失时间的政策，由此就产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托洛茨基断言，党在2月承认了工业落后，但是，党现在(在七月全会和取消非常措施以后)又回到老路上去了，如此等等。总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工业化，而且要超过现在已做的一切(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来谈作者的其他“结论”)。
人们对这些意见感到吃惊的不只是它们与不断革命论作者从第一批控制数字(大家知道，这些控制数字是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很晚才发表的)中所听到的“社会主义音乐”是极其矛盾的。这些意见之令人吃惊，首先是对发展的进程没有作任何分析。不论是同农业固定基金相比的工业固定基金问题，还是工农业生产的产量问题，或者是这些比例的变动问题，作者都不感兴趣。但是，许多与此有关的事实，即使对那些大大被资产阶级对苏联的诽谤所蒙蔽的人也是能够说明一些问题的。［2］：
［3］从工业的这些破纪录数字可以看出：问题不简单是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工业的“生产技术类型”比农业的“类型”高得多(这条神圣真理几乎用不着再提)；不只是“类型”，而且具体的发展进程都显示了工业和整个公有化部分的巨大优势。从工业的这些破纪录数字还可看出，我国工业不能满足农村需求的根源，不能用所谓发展速度低(在现有的资金、后备和可能性的情况下)来解释，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比资本主义各国简直高得无可比拟(甚至工业品生产的增长也比农产品生产的增长快得多)；这些情况说明，问题决不是工业落后于农业。总之，从这些数字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另找一种不太简单的、但更符合实际的解释。
很能说明问题的是，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分子对上述事实不仅“不感兴趣”(在1925年他们对于类似事实确实发生过兴趣，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出发的)，他们也“没注意到”另外一些极其重要的事实。托洛茨基提出了一个皮相的论据，断定农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但是他根本不力图说明，这种需求的性质是怎样的，对工业品的需求的构成究竟是怎样的，等等。而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些问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一，为什么托洛茨基派的“超工业化主义者”把农村的需求同农业的需求，特别是同谷物业的需求，从而同那种建立在相应的农业生产或甚至谷物生产的变动的基础上的需求混为一谈呢(只有在把这两种需求混为一谈的情况下，才会根据农村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而提出工业“落后于”或“不落后于”农业的问题)？为什么他们根本，正是根本，不试图分析一下农村需求的构成呢？
我们在1927－1928年度控制数字中已经看到，“根据最近调查，这些收入(即非专门农业性质的收入。——尼·布·)的总额几乎等于出售农产品所得收入的总额。”［4］在1927－1928年度，出售农产品(除农村内部的售卖以外)所得收入为263400万切尔文卢布，而非农业劳动(农村外的)收入为24亿卢布［5］。
因此，实际上农民的几乎一半收入(从而，农村的几乎一半需求)不是来源于农业，而是来源于别的收入，首先是来源于与工业本身(建筑劳动等等)相联系的收入。因此，根据农村需求没有得到满足这一事实而得出工业落后于农业的结论，是荒谬的。
第二，如果在作这一结论时(象批评者先生们所做的那样)，把它同粮食收购危机联系起来，即同谷物业问题联系起来，那更是加倍地荒谬了。今天每一个孩子都知道，反对派关于农村有“极其巨大的”粮食实物储备的童话，一切关于有9亿普特储备的大话，已经象美丽的肥皂泡那样破灭了。没有人再相信这些童话了。相反地，愈来愈明显的是，在我们这里生产的粮食很少，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常常把农村中增长着的收入，农村的总收入同出卖谷物得到的收入混为一谈，也就是说，根据农村收入总额的增加错误估计谷物生产变化的情况。
甚至按照预定的1927－1928年度的控制数字的材料(结果发现，这些材料过高估计了1927－1928年度的谷物产量)也可以看出粮食总产量的下降。根据这些材料，1926－1927年度谷物产量为377900万战前卢布，1927一1928年度为370800万战前卢布；1926一1927年度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度提高3.8%，而1927－1928 年度却降低1.9%(实际上降低得更多)。用切尔文卢布计算，两个年度都是降低的，1926－1927年度降低15.5%，1927－1928年度降低0.6%。［6］
因此，在工业蓬勃发展、人口大大增加、居民的需要增长的情况下，国内粮食数量却没有增长。难道还不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对粮食问题抱漠不关心的态度就会是一种真正的犯罪？难道还不明显，托洛茨基分子对问题的提法和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将直接导致真正的而不是想象的破产？
粮食收购危机决不是工业品商品荒下的粮食“过剩”的表现。这种“解释”经不起任何批驳。粮食危机毋宁说是在农民经济缩小的情况下，由谷物业的稳定或者甚至下降造成的，它是在下列情况下出现的：1.谷物价格和经济作物价格之间日益增长的比例失调；2.非农业来源的收入增加；3.对富农经济的税率提高得不够；4.对农村的工业品的供应不足；5.富农在农村中的经济影响增长。
实际上这一危机是同不正确的价格政策，同谷物价格和其他农产品价格之间的比例极不相称的现象联系在一起的。其结果是生产力的重新分配不利于谷物业，从谷物业中(相对地)转移了。不言而喻，这个过程最明显地表现在产粮区。北高加索提供了一个不正确地运用价格政策的突出的例子(这个例子虽不典型，但终究是一个例子)。在这里，1俄亩的小麦产量1925－1926年为69.9普特，1926－1927年为37.9普特，1927—1928年为29.8普特。当产量为69.9普特时，收购机构规定的价格为1.15卢布，当产量为37.9普特时规定的价格为1.02卢布。其结果是：扣除种子，农民每一俄亩的收入1925－1926年为72卢布，1926－1927年为32卢布，1927－1928年为24卢布。即使这些材料不完全精确，它们也足够清楚地表明了一种倾向。当然这是一种例外情况，不能由此判定总的情况。但它不仅表明了我们整个计划经济工作的巨大缺陷(对苏联全国的谷物作了错误的估计)，而且也表明了各地区做法上的巨大缺陷。
如果说谷物业的停滞(甚至退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产粮地区，那么它最后也必然会表现在消费地区：这些地区粮食供应的缺乏必然会导致自然经济倾向的增长。
